故意伤害案的当事人，往往是乡邻、亲戚或者朋友，原本可以和睦相处、友爱互助，却因琐事恶言相向、拳脚相加，一方遭受皮肉之苦，一方落得刑罚惩处，可谓两败俱伤。办案检察官在唏嘘之余，要充分运用刑事和解制度，消弭矛盾，重建和谐，做有情怀、有温度的司法人。检察官在主导刑事和解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。

　　刑事和解≠和稀泥精细审查是基础

　　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项特别程序，仍要以查明事实、准确定性为基础，承办人不能在审查办理中“和稀泥”。

　　以我院办理的王某故意伤害案为例，王某到案后拒不认罪，声称被害人朱某因琐事先卡其喉咙，其为了脱身才不得已将被害人捅伤。被害人则矢口否认，叫苦不迭。一时间，案件审查陷入僵局。有人建议先做刑事和解，和解了自然就没人闹，对王某判轻一些即可。

　　笔者认为，如果把刑事和解等同于“和稀泥”，忽视了案件证据的审核把关，误以为和解的案件就可以不用太较真，不仅违背了刑事和解制度设计的初衷，更为冤假错案埋下隐患。后经多方核证，查明案发时被害人并无卡脖子等现实紧迫的不法侵害存在，进而排除了正当防卫，案件事实的明晰促使嫌疑人的态度180度大转弯。最终双方达成和解。因此，检察官切不可因为刑事和解就放松对证据的严格把关，放弃精细审查精准认定。

　　刑事和解≠双方私了客观公正是关键

　　有观点认为，刑事和解就是犯罪嫌疑人通过赔偿取得被害人谅解，这是当事人间的“私了”。而刑事和解是司法权力介入主导下的“公了”，签署的协议具有准司法效力。

　　在刑事和解中，检察官应充当什么角色呢？笔者认为，检察官应是不偏不倚的居中协调者。是否适用刑事和解程序，决定权在被害人，检察官不宜越俎代庖，更不能依仗手中的公诉权，强迫双方接受自认为公正的和解协议。

　　例如，在金某故意伤害案中，双方因孩子打架挂彩而引发冲突。初期，双方均无和解的意愿，犯罪嫌疑人因怜惜幼子而满腹委屈；被害人因受伤住院而心生愤懑。承办检察官并未机械办案、一诉了之。第一步，检察官带着包容和体谅充分倾听意见、疏导情绪。第二步，阐释刑事和解制度，并以“父母心”为切入点帮助双方建立“共情”，促成面谈。第三步，表明居中立场，通过言明利害关系、引导双方检视反思，最终促成双方握手言和。只要检察官有客观公正的立场，有悲天悯人的情怀，刑事和结就能让当事人心服口服。

　　经济赔偿≠以钱买刑修复关系是核心

　　刑事和解制度从实行之初，就伴随着“以钱买刑”的误解。实践中，笔者也常听到“赔了钱，能减刑多少”的“讨价还价”声。

　　首先，刑事和解，并不是嫌疑人对定罪量刑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，而是司法机关量刑的考量因素。其次，刑事和解制度的核心价值是对受损社会关系的修复，刑事和解后检察机关主张对犯罪嫌疑人从轻处理，正是基于损害的社会关系被修复而作出的审慎选择。以马某故意伤害案为例，马某因怀疑妻子林某出轨而将对方打成轻伤，后二人离婚。林某因担心影响孩子一再求情，马某虽愿意赔偿却毫无悔意，承办检察官并没有因为和解协议轻易达成而简单处理：一方面，组织马某与妻子多次面对面沟通，让马某认识其行为给妻儿造成的伤害；另一方面，通过公开听证、训诫等方式，促使马某真诚悔过，强化家庭责任感。实践中，检察官不应只关注赔偿协议能否顺利签署、赔偿款能否执行到位，更应注重对双方当事人的教育、劝解工作，促使双方当事人消除矛盾与误解，握手言和，真正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。

　　（作者系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）